以前还有鄙视网络歌手的心情，现在觉得大概这就是他们的时代了。

后知后觉听到这首歌，曲婉婷很棒，这位同学翻得也很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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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可能呐，前天晚上还一块儿吃饭，上一周还在跟我说悄悄话的大活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。真不是搞错了？老板又说了些细节：坐在车上只是觉得双腿发麻没有知觉，要求去医院，好在医院就在不远，5分钟就到了，送到急诊抢救没多久，人就过去了。诊断结果是没有结果，给了个说法叫做：心源性猝死。据说伟哥到医院的时候，还很清醒，还能回答护士的问题，但走的那么突然，没来得及和身边人说几句明白话，就去了。

我不太愿意相信这件事是真的，或者由不得我愿不愿意，我根本就没能相信这是真的。北京今天的天气晴好，通透得出奇，一点都不符合文学作品里，描写人生无常该有的那种戏剧性风貌。下午和小朋友们谈工作，谈天说地，也是如常。直到傍晚，同事把伟哥的消息告诉和伟哥待得最久的司机郑哥，郑哥当下愣住，反复嘟囔着“他一直有高血压”，连说了几遍，就埋下头去，泣不成声，我才被他的哭声提醒：生活并不如常了，你所认识的一个人，从这个世界上，永远的离开了。

伟哥一走，我就是这个公司年纪年纪最大的单身汉了。伟哥肖猴，今年44岁，一直未婚。也是我认识他的这三年里，才开始信的藏传佛教，因为他光头，又挂着一串佛珠，老大笑他再配身袈裟就能进庙里当方丈了，说这话时口误忘了他是藏传佛教，伟哥只是嘿嘿笑笑，也不多解释。伟哥眉目生得英武，身板儿厚实，年轻时候也是冷面帅哥一枚，年纪大了逢人便乐，脸相逐渐面善，特别是眉须渐长，我还跟他取笑过：这是寿眉，好福气，伟哥听了只是哈哈一乐，说：托您吉言，人活那么长，有什么意思。

伟哥现在的慈眉善目，一点也看不出他曾经暴躁骁勇。伟哥是运动队员出身，少年时练散打，中学毕业去了部队三年，专职还是散打， 一年两次比赛，余的时候就歇着。据说他打架很出名，不仅因为有功底，更因为他一不怕死，二不要命，曾经有过两个人对打上百人的记录，脑门打破流血，把白衬衣扯下来包在头上继续，震得几十人不敢近身。直到后来警察来了，伟哥仍旧抓住其中一个猛捶，并不放手。朋友帮他托人找警察说情，警察给他台阶，问他是对方先动的手吧，伟哥一点也不领情，回答：就是他欠揍。不过伟哥打架，都事出有因，不以多打少，不欺负弱者。伟哥在部队的时候，曾经也经历了二十年前那次著名京城事件，但他找个机会病休开溜，没有进城，那是他唯一一次当了逃兵，他说他不能理解。伟哥，是个有原则的人。

我想不太确切，我第一次在公司见伟哥是什么时候——当初三年前来公司面试，是不是就是伟哥接待的呢？照理说，该是。伟哥少年时就认得老大，是公司里跟着老大时间最久的人，和他比起来，我真是新丁。他以老大为绝对轴心，但待每个人都坦荡、热诚，不拘长幼。我初到剧组时，没有半点资历，剧组里看人下菜的多，但伟哥不在其中，逢人坚持称我为宣传总监——有没有总监那两个字，对现在的我，已经无所谓，但对那时的我，重要得很。后来，子弹卖得成功了，他每次和朋友介绍我，都会特别加一句：“小阎是全中国最好的宣传”，夸得倍儿干脆。

我对伟哥留下印象，也是在剧组里。我们在青石岭外景拍外景戏，闲的时候就用笔记本儿看片。拍纪录片的王博把我叫进屋，拉我重看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我说看了许多遍，台词都能背下来了，他指着夏雨泳池那场戏，跟我说：“你看你看”，他指着那个一脚把夏雨踢进水里的光膀子少年，“看出是谁没？”，我在想是谁啊，定睛一看，“我kao，伟哥啊”。屏幕上的伟哥，面容年轻俊朗，眼里有少年的戾气，双手抱胸一副拽样儿，那朝镜头蹬过来的一脚，结结实实的砸在夏雨的脑袋上。

后来，伟哥来串门子，王博又把影碟拿出来，把踹夏雨那一脚的镜头反反复复的放，我们一屋子的小崽子们，高喊着“伟哥、伟哥”，伟哥看着屏幕上年轻的自己，照例的哈哈直乐，跟我们回忆当初拍摄时候的场景。后来我们又知道，他演了《太阳照常升起》里的老王，招呼房祖名他妈上树了的那位。伟哥跟我们说，本来《让子弹飞》里他是要演麻匪老四的，后来因为组里制片部门事情太忙，就没演成。但，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？虽然就是那么一闪而过的几个镜头，但伟哥年轻时候的精气神，全都永远留在永恒的太阳的灿烂阳光里了。

伟哥其实不是个演员，他也没想过做个正经演员，他就是给这个公司干活，哪儿需要去哪儿。他也曾跟我闲聊过，想弄个讲茶的或者讲佛的电影啥的，但旋即又感叹：能参与拍最好的电影，有啥不好的呢？

老大给我们讲过一个伟哥的故事，《来了》的时候，伟哥在制片组负责老大伙食，老大拍片有些饿，招呼伟哥想点法子，当时剧组在穷山恶水的潘家口水库库区里拍摄，没什么好吃的。伟哥不知从哪个老乡家，弄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挂面，铺了个荷包蛋，1用大瓷缸子装着，划了船进了水库，再一路捧着瓷缸子小跑上山。荒山野岭，有什么比一碗汤面更吃得爽快的呢？老大吃得高兴，伟哥也高兴。后来老大每每饿了，伟哥便总能变出同样扎扎实实的一碗汤面，上面铺着荷包蛋。老大回忆说：还必须是大瓷缸子装着，还必须是一路小跑着，自远至近而来。

直到过了好多好多回，老大才忍不住说：“不能换点儿别的，怎么总是汤面啊？”，伟哥也委屈：你上次不是说喜欢吃嘛。

我后来每次吃面，都会想起这个段子，今天落笔写的时候，眼里热热的，脸上却又挂着笑。我总能因为这件事情被伟哥逗乐，我完全能想象实诚如伟哥者，当时端着瓷缸子，由远而近，一路小跑的样子。可是，人怎么就这么跑着跑着，就跑没了呢？

伟哥走的地方，叫做仙居。就愿他仙居于斯，逍遥快活。

还不如静下心来，写点字。就算没有140字，至少也不用思来想去琢磨太多。

小计一下，今天送小柴犬小泉去做手术后，看到路边摊卖桑葚，10元一斤不到两斤索性全部包圆儿。桑葚严格意义上算也算是水果吧，但味道我很喜欢。 小贩说，卖完这最后一点儿，今年就不再卖桑葚了，要吃桑葚得等明年了。因为这一句话，觉得桑葚的味道更加甜美，也觉得自己幸运起来。

想起以前小时候，夏天到来的兴奋，就是从吃到第一口应季的西瓜开始，而西瓜一点点变沙倒瓤，就是夏天结束的痕迹，就这么一年就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。现在还有什么是时间的痕迹呐？

因为我身份证上登记的时候把22日写成24日，所以今天一睁眼，就收到了中国移动、平安银行、国航知音等等的生日祝福。“有身份”的人就是好，就算全世界把你忘记。依然有这些热情洋溢的消息提醒你：时间又过去了一年。算上这个迟到两天的伪生日，从19号我爸妈打电话来祝贺农历生日，滴滴答答庆祝了长达一周之久。

今天是个礼拜六，修了水槽，打扫了房间，喂了几只笨狗，把书稿图片整理了下，就到晚上九点了。谈不上多充实，但是日子平淡、安稳，三十岁恐惧症仿佛并没有加剧，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。具体啥感受呢，我想起杨利伟离开神舟一号的时候说的：我已出仓，感觉良好。

汤锅跟我形容，三十岁之前大醉了几场；上个月和小虫在安定门喝酒，也提起青壮交接惴惴有加。是有几分刻意的平淡和低调，三十岁生日的零点，因为洗澡错过了朋友们的电话，比格魔威的小朋友们在电话那头唱生日歌，远在香港的以前的记者朋友挨个儿在电话里鬼哭狼嚎，微博上的同行们阎叔生快也转得火热，难免热血澎湃了下。也就仅限于此了，三十岁那天，白天中午请公司同事们吃了个饭，晚上...在公司吃了个饭。然后，愉快的一天结束了。

感谢博客，让我能看看过去的这些年我都做了些什么，最后一次请客吃饭已经是08年的事儿了，几个好友在上海来福士的楼上小聚。09年的时候，赶上晚上下大雨，之后不久我就辞职来了北京。07年的时候，收到最后的礼物是一篇初中女友写我的回忆录，但是现在msn空间停用已经找不到了，她在今年也升级做了妈妈。06年的时候最落魄，苦逼写了一篇伤感文。其实真不记得都是怎么过的了，这些都是文字扁平的印记而已。

今年生日那天，老板在香港，给我发了个消息：happy B day，很是洋气。见到我的时候是第二日，问我头天怎么庆祝的，我说中午和同事们吃了个饭，晚上呢？没搞个party？没有。我解释说我不太喜欢庆祝生日，已经好多年没有过生日了。但好像这两年都挺有意义，前年是突然地被叫去红螺寺烧香，登高望远，迎春接福；去年是在香港，亚洲电影节一无所获，但和老友们在钵兰街阴差阳错庆祝了番。今年到底三十了，平平淡淡就好。

老板跟我说他三十岁那年生日在米国过的，还在拍北京人在纽约，回来之后就拍阳光了。他说生日那天，友人拖他去gap，买了两条牛仔裤当礼物，说你要对自己负责起来，30岁前的好看是爹妈给的，30岁之后就是自己给的，赖不了别人了。这个本来就不长的故事因为被来客打断，还分了两次讲完。讲完之后，老板补充说：我要说的重点是，30岁之后全靠自己了，有些人30岁之后变得很不一样，不过也不是所有人。我也没反应过来这其中的逻辑在哪儿，只能当做是真诚的鼓励了，要不我肤浅的理解下好了，这个夏天，把再也没有减下来的肥减一下，回到140俱乐部吧。

据说今年冲太岁，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。心静一静，做一做减法。以退不一定就是为进，但好歹给自己腾挪出一点喘息的空间。

今年生日，最完美的结束是接到了爸爸妈妈的电话。感谢我的父母，给我打电话祝福生日的时候只说：新的一岁有好运气，半句话都没有催促成家。

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

而且就快这么过了...30年...

从电影奖项竞争方面，同为怀旧老电影主题的《雨果》大战《艺术家》；到演员提名环节，梅姨率一众老偶像和老戏骨集体提名，苦苦追求奥斯卡的突破；再到颁奖礼上，巨星们以“记得当时年纪小”的口吻回忆“当年我们第一次看电影”，整个84届奥斯卡电影奖，充满了向电影本身致敬的影子，让人不禁怀疑：在度过漫长的中年危机之后，奥斯卡要直接迈向“垂垂老矣”？

不可否认，《阿凡达》再次带来的技术革命，让电影走到了一个新的交叉口，胶片电影和数字电影的对峙，更让这个年代充满了某种悲壮的史诗感。在经过了两年前对《阿凡达》气势如虹的褒奖之后，奥斯卡恐怕需要用一点时间来消化和思考，用什么标杆来衡量新时期下的电影产业？去年的《国王的演讲》逆转《社交网络》，或许正流露了奥斯卡老爷爷评委团某种内心的恐惧：技术革新姑且可以接受，表达和思维方式的激进，且慢。

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整体竞争堪称近年来最弱的一届的最佳影片大战，也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悬念，史诗戏《战马》、体育小品《点球成金》都是陪客，焦点只有：是以3D技术和儿童视角展现，缅怀创造电影剪辑艺术大师乔治梅里埃的《雨果》大获全胜，还是以被遗忘默片大明星的唏嘘做主线，从形式到内容都充满装饰感的《艺术家》独领风骚。最终奖项的的归属，其实讨论的是：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，来缅怀一个美好时代的结束？

不管你我的答案如何，平均年龄超过65岁、主力军为白人男性的6000多名奥斯卡评委们用选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很遗憾，法国人一怀旧，没历史的美国人就激动得尿裤子了(颤抖了)，隐藏了一连串电影旧日时光符号的《艺术家》，还是轻易地俘虏了了评委的心，大概他们都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辉煌和迟暮：最佳导演、最佳男演员以及最佳影片在内的五项大奖，证明了奥斯卡的审美“没有最老，只有更老”，大概就差给默片时代，也颁发一座终身成就奖了。

或许所有的评委，在看完了法国人怀旧的《艺术家》和怀法国人旧的《雨果》之后，都应该好好回去再看一遍伍迪艾伦在法国怀旧的《午夜巴黎》，再看的时候不要只顾着看巴黎的风光和的玛丽昂歌莉娅的曼妙身材，而是想一想伍迪艾伦思考过的问题：所有我们认为美好的时代，都留在记忆里吧，与其凭吊过去，不如珍惜现在吧，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值得让百年以后的人，愿意回来和致敬的历史。

而落败的诸位，包括确实年轻的鲁妮玛拉小妮子，包括永远不老的布莱德皮特，包括人老心不老的马丁、伍迪艾伦，请你们继续努力，贡献更多锐意创新的作品。还好今年的奥斯卡片单里，有一部也恰恰是讲革新与体制抗衡的作品，用《点球成金》电影开头引用纽约洋基球星米奇曼托的那句话来勉励各位：“很难相信打了一辈子棒球，竟还有这么多不知道的事”，永远期待着，电影在不变的造梦初心下，被不断的重新定义。

既然今年奥斯卡闲插了几笔中国元素，那画蛇添足，也讲一句中国电影的题外话，奥斯卡对于中国电影的态度，全在布洛克颁奖时那句“中国市场很强大，我要讲中文了”，而紧接而来的德语发言自然是现场效果的噱头，但不乏嘲弄感的调侃还是让人感叹：全面参与奥斯卡所有奖项的争夺，到目前只是宣传手段的一种方式。相比《一种别离》，中国电影人其实不必对最佳外语片那么耿耿于怀，中国电影已经过了靠拿奖撑门面，外国人也过了对中国猎奇式观赏的阶段。哪一天，中国的电影，能入围奥斯卡各项技术奖，也或者哪怕是最佳短片、最佳动画片的争夺，才是中国电影能用中文发言的真正时机。

最后，今晚在非柯达剧院登台的诸位获奖人的致辞中，个人更喜欢因扮演老年gay爹而得最佳男配角克里斯托弗·普卢默的话，这位82岁奥斯卡史上最年长得奖人的致辞里说：我75岁才开始第一次恋爱，你们晚什么啊？——奥斯卡评委会，说的就是你呐？

饭局气氛融洽，不得不怠慢了老友，一如既往。整整迟到了两小时10分钟，我才匆匆赶到音乐厅旁的星巴克和狗尾草同学汇合。才聊了又没有15分钟，也就说了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就因为星巴克打烊不得不匆匆结束。

雨中话别，各自珍重。因为方向不同，站在马路两边轮番招手，半天没有拦下一辆taxi。狗尾草换手招呼我过去，索性趁地铁还没收班，赶末班车回去。又有了三五分钟，多闲谈几句。感叹的全是，你也三十，我也三十，人生不得不，开始微软啦。彼此以大笑呼应。

又回上海，只见了一位老友，就这么匆匆结束了。

地铁自动售票机前买票时，我一时忘了怎么操作顺序径直投币，旁边的导购小妹笑着提醒我要先选路线站点才是。狗尾草一旁揶揄，对小妹说：他是外地人，别见怪。我回笑骂他，搞错没有，我是上海户口的上海人，不像你这个户口广州的上海工作的福建人，他哈哈哈笑个不停。我拍了两下机器，恼怒怎么还不出票，才发现狗尾草笑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我投了两块钱，就以为能出票了。

到底是北京待惯了，直把魔都作帝都了。

明天飞走，三月飞来。

明天回北京，三月回上海。

我也不知道对日本的刻板印象来自何处，我印象中的日本侠促、拥挤、冷漠，尤其是东京这样的大都市，富足却压抑。如果一定要去日本旅游，我所向往的也是北海道、冲绳，或者京都，但突然的，就到了东京。

在东京的时间不过一周有余，头几天住在六本目，后面三天住在东银座，因为采访和看片儿，其间频繁往返于新宿、涩谷、秋叶原。但在东京，路盲如我，竟也能靠乘坐地铁穿行不乱，小十天待下来，对大概方位也掌握得差不多，不像当初到上海读书，大二回去的时候，还傻傻分不清,静安和长宁的区别。

我没有在东京迷失，仰仗的是地铁站便捷的服务系统，日本字原本就可以猜个半边儿，而且基本全线日英双语，几乎在每个地铁站都可以领到各种地铁线路图和旅游指南。地铁站里地工作人员都和蔼有加，尽管英语并不流利，但都连比带划尽力帮忙。

在东京搭乘地铁，比便利的软硬件更让我感叹的，是车厢内的秩序。我也赶上过东京地铁的高峰期，人群拥挤丝毫不亚于北京上海，几乎自己不用动，就能被排队的人流送进车厢，但这一切过程都是沉默的，没人抱怨，没人推搡，至于车厢内，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安静，没有人打电话，没有人吃东西，能听到铁轨和火车轮摩擦，以及车厢间连接处钢铁碰撞的声音。有次在东银座乘坐浅草线，上来几个身穿统一制服的棒球少年，上车时还有些兴奋地欢声笑语，落座就立刻安静，小声地彼此咬耳朵，脸上是无声却夸张的灿烂笑容。

听完我的感叹，寓居东京也有七年的朋友宋生哈哈直乐，他说这在东京，可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。行不食，路不语，是日本人秩序观最基本的体现，大叫大嚷会被认为是粗俗没教养的行为。也正是同样的原因，在东京，大家几乎都把手机调为静音模式，如果想给别人打个电话，不紧急的情况下，通常会提前发个消息确认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，而收消息的人很可能因为是静音模式过了一段时间才看到消息，又会回消息给打电话的人，确认是否方便电话。然后，是的，打电话的人的手机可能也静音了⋯⋯

宋生跟我说，日本人这种秩序感的自我约束，根源也许来自于他们的地少人多的生存环境，如果无序只会添乱，与人方便正是与己方便。而这种想法，渐渐就深化变成了“不要给别人添麻烦”的处世态度，比如说迟到就是特别无礼的行为，再比如日本人宁可自己拿着地图瞎转悠，也很少问路，我就提起自己好几次冒失用英文问路都被拒绝，有一次还把一个面善的老太太吓得惊恐地直摆手，宋生笑得乐不可支，他告诉我那到不是别的原因，而是因为日本人不讲英语——不会讲、不爱讲、不敢讲，没有信心的事儿，日本人是很少愿意自曝其短的。

还有个细节，如果不经宋生提醒，我也不会注意。东京几乎没有折叠伞出售，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折叠伞在收拢和撑开时容易把雨水甩到四周，这种自己用起来虽然方便，但会增加他人的麻烦，于是下雨天，东京几乎人手一柄厚重古朴的长柄伞。而且，在东京，几乎每座商务楼和商场进门口都有专门给雨伞套伞套的装置，这样就不会让雨伞山的水珠流到地上。许多便利店还提供那种几乎白得透明的长柄伞出借，这也算是看上去安静冷漠的城市里，简单又干净的人情味。

环境改造人的能力不容小觑，粗糙如我，在东京这座沉默运转的繁华都市，默默把手机调到了静音，自己说话的嗓门好像也不知不觉就降了下来，潜意识里大概生怕打扰了这份清净。只是有的时候，因为来回赶路来不及吃中饭，就在便利店买两个饭团子，藏在书包里带在路上，实在饿的不行，就悄悄拿出来大大咬一口，然后一路抿着嘴猛嚼，狼狈得很。我心想这些在北京上海的平常举动，现在竟然如此小心翼翼好像做贼，不由得就在大街上，一边吞着饭团子，一边自顾自笑了起来。

我的被“文明”，能说明的一点是：东京和我去过的其他国际大都市一样，具备了包容的品质，但不一样的是，它是同化能力最强的，可能是日本人整齐划一的行事风格，让闯进这里的异族，很难坚守自己的散漫。

在东京的前三天，我住在六本木地区，这里是东京电影节主会场的所在地，也是整个城区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段之一。如果说有什么特色的话，就是东京夜店的集散地，外国人大多聚居于此，互为因果的关系，这儿夜店多，酒吧多、色情场所也多。

因为夜店多，六本木几乎是个不夜城，中午之前整个城区仿佛都没睡醒，下午四点天色就开始暗淡，街市却变得热闹起来，沿街的大小店面早早点亮霓虹灯，街道上也开始变得熙熙攘攘人潮汹涌。到了夜里12点，六本木正式进入最热闹的时候，药妆店把五颜六色的小玩意儿堆到门口，各种时髦餐厅的招牌各具特色，亮着不同顶灯的出租车把潮男潮女搬来云去，这里，也是我见到的最喧嚣的东京。

我所住的酒店离欢场很近，夜晚街道上，就有些浓妆艳抹的各国女子，还有就是一坨一坨的黑人，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黑社会，每每路过提心吊胆，后来才知道他们其实是皮条客。大概是我长得也不面善，晚上路过，总会被他们搭讪是否需要服务。黑人马夫们高大粗壮，但都穿得很职业，西装领带体面得很，就是英文都有点日本腔，“gou le gou le?”，我一开始没听清，还让他们重复，后来才明白是“girl”的意思。我摆手谢绝，他们也不纠缠，礼貌的点头微笑，看上去都是日本人的做派。

除了金发碧眼的东欧大妞、人高马大的黑人皮条客，以及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，六本木让我意外的是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南亚餐厅，任何主街一个拐弯儿，小巷子里就总有一家装修很日本、却打着印度文招牌卖馕配咖喱的餐厅。

因为价格便宜，又有我爱吃的咖喱，好几顿都在酒店楼下的印度餐厅解决的，小店和日式居酒屋一样，小桌小椅，布局局促而整洁、店老板是个道地南亚人，在收银台后不说话，跑堂的小伙皮服黝黑不多言语。盛咖喱鸡块的盘子，是印度餐厅常用的塑料碟子，但有意思的是附赠了姜片和芥末，买单结帐之后，又会用精致的日式小碟子，送上两块口香糖，连最后送别的一句致谢，都是带着咖喱口音的“阿里压多”——“再见”。

说到在东京的外国人，我最熟悉的要算我上文提到的宋生了，从上海去东京一待就是七年，读完国际关系的研究生，如今在一家便利店做工，读书读到一半，认识了同为留学生的朋友，两人在靠近市郊的地方租了一居室的公寓。知我到了东京，执意要请我吃饭，又担心我不熟路，穿了半座城选了离我近的一家居酒屋。就着柚子烧酒，我们一夜闲聊，我问的都是闲话，他们负责答疑解惑，未能尽兴，他们还须赶最末一班地铁回去，便在六本木的街头匆匆话别。

我谈了许多对东京的感受，大多一鳞半爪，管中窥豹，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笑笑。至于在东京生存生活的苦乐，怕也是三言两语没法形容的，但坚韧、克制和内敛，这些品性却是显而易见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得到的。我送他们离去的时候，终于想出了合适的形容来比喻我眼里的东京：这座城市，像一片密集的草场，而每个人，就像个中的一株小草，再拥挤，都彼此间离，容风穿过，再弱小，都排列有序，抗雨当头，最重要的是，往里面再丢几粒草种子，你看不出来多，也看不出来少。